景德元年这一年，对真宗而言是收获的一年，就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几个月，西北的老冤家李继迁死了。
咸平六年二月，六谷部酋长潘罗支向北宋派出使臣正式请求归附，六谷部落位于今天甘肃中部武威张掖一带，正好跟北宋之间隔着李继迁的势力范围。李继迁知道潘罗支求情归附北宋的行动之后大怒，当即决定铲除这个西部背刺，率军攻打六谷部落，一鼓作气拿下了西凉首府凉州城。
潘罗支一看李继迁士气旺盛，便在城外诈降，李继迁刚刚拿下凉州城洋洋得意，没加防备便率军出城准备接受潘罗支投降，走进潘罗支的包围圈被打了个瓮中捉鳖，身中一箭负伤逃走。
这一箭伤势比想象中严重，李继迁回去之后曾放话出来，潘罗支你给我等着，伤愈之后还要来收拾你，可没想到转过年去，景德元年二月，李继迁伤势恶化，不治身亡。
李继迁这一辈子真是太能折腾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宗族兄长一大帮子人都归附北宋了，他不肯，宁可冒死出城，跑到地斤泽的大漠无人区去找寻生路。
说实话，李继迁的军事水平在北宋初年根本不够看，多少次历经九死一生，拉起来的部族往往一场战斗就被北宋打散了。当时北宋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辽国，一般只是安排偏师对付李继迁，饶是如此，李继迁也没占过北宋什么便宜，就不说李继隆王侁这种名将了，即使是遇上王超，人王超面对辽军跟个怂包一样，都能上去给李继迁一顿暴打，乌白池一战王超父子领着一支偏师愣是给李继迁打了个平手，要不是其他几路宋军没找到路，李继迁估计就交代到乌白池了。
军事水平不行，不代表李继迁就有原罪，党项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服饰等等鲜明的民族特色，跟中原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家不想跟汉人混为一谈，不见得就有错。
《白马啸西风》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你们汉人的这些东西都是极好的，但我们偏偏不喜欢”。
一代传奇人物李继迁阴沟里翻了船，没人带头折腾了，党项民族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党项的基因还在传承，下一次，将是天崩地裂。
李继迁死了，真宗非常惬意，北边战争结束了，西北没人闹事了，整个国家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从天子到百姓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景德五年正月，一次例行的朝会上，皇宫的巡逻人员上报，左承天门顶部挂了一匹黄色布帛。
一群朝臣莫名其妙，这好好的怎么会有黄色布帛跑到左承天门上去了，正当大家纳闷的时候，真宗向群臣解释了，去年十一月某天夜梦里，他见到了神仙，神仙告诉他，需要皇帝建立一处道场并且斋戒一个月，等到来年神仙便会赐给皇帝三篇名为《大中祥符》的天书。
大臣们都震惊了。
真宗接着告诉群臣，为了表示虔诚，他没有大肆声张，而是在去年十二月里完全按照神仙的要求悄悄完成了斋戒，现在就派人到左承天门取回布帛，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不一会儿，人回来了，果然是《大中祥符》天书。
真宗当着群臣的面打开了天书，阅读了天书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大宋立国、真宗继位都是天命所归
二、上天表扬真宗皇帝孝顺俭朴
三、大宋王朝将延续千秋万载
当天的朝会，真的是一场侮辱人智商的朝会。
侮辱智商归侮辱智商，但在讲究天人感应的古代，天书降临，那可是天大的祥瑞，接下来，大赦、改元，景德五年改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北宋全国一派幸福祥和。
天书降临的第二天，有一名翰林学士向真宗进献了歌颂天书的乐谱，真宗看了之后非常高兴，表扬了这名翰林学士。
又过了没多久，太仆寺一名叫钱惟演的官员向真宗进献了歌颂天书的文章《祥符颂》，又被真宗一顿夸奖，并且不久就破格提拔了他。
接下来，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全国上下开始了魔怔一般的歌颂天书或者歌颂真宗本人被授予天书的事迹，凡是文章写得好的，入了真宗法眼的，统统予以提拔。
颂歌唱了两个月，到了三月份，兖州地方官上报，有一千多名百姓从兖州不远千里赶到了开封求见皇上。
北宋的兖州跟现在的兖州位置差不多，不过北宋时候山东没那么多地名，兖州管辖范围很大，其中泰山也在兖州的管辖范围之内。
老百姓知道自己去开封要干啥，兖州地方官知道他们去开封要干啥，真宗也知道他们来开封要干啥。
真宗在皇宫接待了百姓们，百姓们一致要求，皇上要封禅泰山。
谜底揭开了。
真宗很官方的回绝了百姓们，他告诉百姓，封禅泰山是大事，不能轻易举行，自己德行不够，没有资格举办封禅仪式。然后，真宗下令赏赐百姓们钱财，政府派人护送百姓回家。
老百姓们刚走，地方官上报，兖州当地六百多名书生前往开封请求皇上封禅泰山。
接着，群臣上表请求皇上封禅泰山，仅仅三月里，群臣就上表五次。
整个国家癫狂了。
奇怪的是，在这种癫狂的氛围中，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国家的寇准去哪里了呢？
寇准再一次被贬官了。
在澶渊之战期间，北宋朝廷有寇准和毕士安两位同平章事，毕士安为人大度宽厚，处处以大局为重，战争期间支持寇准的主张，共同说服真宗亲征保住了国家。澶渊之盟结束后，由于毕士安年纪太大身体不好，很多事情不再决策，朝廷大事一般就全部交由寇准一人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独相”的局面。
寇准不知道的是，宽厚的毕士安却是自己坚实的铠甲。
由于没了毕士安的商议和提点，寇准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愈演愈烈。北宋朝廷有个惯例，如果没有特殊的功绩，官员的考核提拔需要论资排辈，排到了自然就提拔。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很常见且很公平的绩效考核方式，毕竟大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论资排辈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比如澶渊之盟去谈判的曹利用，后来被多次提拔也是大家认可的。
但是到了寇准这里就不行了，毕士安抱病之后，只要是吏部报过来的官员考核名单，寇准看过之后都要修改一番，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寇准曾经与冯拯结仇就是因为擅自取消了冯拯升迁的机会。而不少增补进来升迁的官员，其实寇准并不能完全了解，不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好与不好的标准掌握在寇准手里。
而对于澶渊之战中的两个逃跑派下属，陈尧叟和王钦若，寇准也没手下留情。
陈尧叟和王钦若两人都被派到了前线，战争结束后，陈尧叟就地留任，王钦若回到朝中，寇准看王钦若回来了是里外看不顺眼，隔三差五的找王钦若麻烦，王钦若一气之下辞去参知政事官位，去编书去了。
王钦若这个人淳化三年考取进士，咸平四年就出任参知政事，九年的时间从官场新人做到了副宰相的高位，除了聪明才智外，还在于他擅长揣摩人心，尤其是皇帝的心。
真宗刚即位时，王钦若在三司任职，与同僚聊天时候一位官员就说了，国家的赋税计算方式非常不科学，很多赋税都是从五代就开始算了，可当时的百姓流离失所哪里可能交得起赋税，他打算向真宗汇报，请求减免这些不合理的赋税。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钦若第二天抢先向真宗汇报了此事，并建议免除这些赋税。真宗听了大吃一惊，问王钦若，难道先帝都不知道这些赋税不合理吗？
王钦若告诉真宗，先帝当然知道这些赋税不合理，但是陛下刚刚即位，这是先帝留给陛下让陛下收取天下民心的啊。
这一席话，真是说到真宗的心坎里去了。
情商这么高的进士，升迁的不快才奇怪，虽然王钦若在寇准这儿吃了瘪，不过凭借着自身进士出身的顶级文化水平，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后手，保留了一个资政殿学士的官位，同样都是编书，但是资政殿学士还有个优势，可以经常就编书事宜向皇帝请示汇报。
寇准看到王钦若都不在中央任职了，却还能经常出入真宗身边，明显打击力度不够，于是他决定再恶心恶心王钦若。
景德二年，已经卸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被告知，学士上朝时，资政殿学士排到翰林学士后面。
翰林学士大多是刚考中进士的职场新人担任，而王钦若论资排辈简直就是这些新人的前辈的前辈，于情于理也应该领衔在所有翰林学士之首。但是寇准安排好了，你王钦若上朝时候给我往后稍一稍，别在皇上面前露脸。
王钦若出离愤怒了，自己都已经惹不起躲着寇准了，寇准还要落井下石，这大宋江山还有王法吗？痛定思痛后，王钦若决定反击。
此时的寇准，处于实际意义上的“独相”状态，根本不把王钦若放在眼里，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独断专行的施政风格已经越来越脱离大宋官场了，他的政敌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景德二年某一天，一名叫做申宗古的普通老百姓到敲响了登闻鼓，状告寇准谋反。
登闻鼓的恐怖之处之前我们是有所了解的，敲倒了赵普、向敏中、张齐贤好几位宰相，但是前面几位宰相也只是行为问题最后下课，寇准的罪名是谋反，是要诛九族的。
告的是当朝宰相，还是谋反的顶级罪名，大理寺不敢审了，直接呈报给了真宗，真宗看了诉状以后，好家伙，不仅事情来龙去脉写的清清楚楚，谋反的同伙也有，是已去世的越王赵元杰，宰相结交亲王，事态可不是一般的严重。
大理寺不敢审，涉案人员又是宰相本人，真宗想了想，够资格审理案件的有且仅有一个人，那就是抱病在家的另一名宰相毕士安。
毕士安拖着病体回到朝中，接下了这件天大的案件审理工作。
果然，经过毕士安审理，案件很快水落石出，申宗古状告寇准一事纯属诬告，按照北宋律法，把申宗古给斩了。
奇怪的是，此案以申宗古的伏法结束，并未扩大调查。
毕士安在审理过程中也许已经发现了某些线索，也许已经上报给了真宗，但被真宗压下来了，只要寇准不存在谋反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扩大事件波及范围。
整个事件发生过程，寇准都处于一种只能等待而无能为力的状态，被告人是自己，他除了配合审理外为了避嫌不能主动出来参与案件审理，同谋的是死去的越王赵元杰，一个死人无法开口说话自证清白。整个事件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攻击，打蛇打七寸，专捡你防护不到的地方攻击。
按照寇准的规格，如果没有同为宰相的毕士安出马亲自审理案件，恐怕需要多位中央高级官员联合审理，而中央高级官员大多都被寇准挤兑过，这个时候能帮寇准说话秉公办案的恐怕不会有几个人。
基于封建社会对于谋反的敏感性，除非能够审理出诬告的铁证，否则即使是证据不充分，也会因为存在嫌疑而直接终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疑罪从有直接处决，寇准这一次是被毕士安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