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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回朝主持朝政没有任何兴趣,人家在西京洛阳逍遥快活着呢。

熙宁四年,在朝中跟王安石对掐无果的司马光自请外放,到永兴军军政要务一起抓。范仲淹、庞籍、韩琦这些之前的北宋名臣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如果朝中失势了,那就主动请辞到西北边境抓军事,为国家镇守边关继续发挥余热。

司马光也是这个想法,十几年前跟着庞籍在西北让西夏人打了个大败,这事儿司马光一直没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铆足干劲儿的司马光来到永兴军,看到的却是一片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

随着青苗法保甲法等新法执行,很多基层官员都在强行摊派青苗贷款和保甲政策。放在东南富庶地区,可能也就消化掉了,而西北边区原本土地就贫瘠,很多新法的执行反而害惨了老百姓,永兴军就是其中的重灾区。

青苗法执行前,很多老百姓就处于种一季吃一季勉强再种下一季的边缘状态,虽然没什么积蓄,总归还能吃上饭。青苗法一来,强制贷款,这下好了,原本脆弱的收支平衡被打破,普通农户根本还不上青苗贷的利息钱,纷纷破产,最后成为流民。

保甲法同样弊端频出,要知道永兴军是路一级的行政单位,但要承担国防任务。参与保甲的农民训练之后,很多训练比较好的就直接被抽调走当职业军人去了。可问题是永兴军原本是有一套专门的征兵渠道的,这样一来常规渠道征兵的同时保甲法也在征兵,正常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大量荒废。

司马光眼见新法种种弊端,向朝廷上疏,在永兴军境内先暂停青苗法和保甲法。

经过了亲眼所见和实地调研,司马光的这封上疏应当讲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新法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当时新法推行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神宗和王安石根本就不理会司马光的建议,朝廷下令,主管部门绕开永兴军长官司马光,直接向基层催收青苗钱、督办保甲法。

这下可给司马光惹急了,王安石你欺人太甚,愤怒的司马光上疏一封,身体不适,工作干不了了,要求退休。

退休?退休就退休。司马光的退休很快被朝廷批准,给司马光授了一个西京洛阳的闲职,不用再参与政事了。

不问朝政的司马光如释重负,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老本行编修史书中去。

北宋很多大臣都是兼职作家和编辑,欧阳修就编纂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王安石有《三经新义》、《论语解》等着作。在修书这个领域司马光那就要厉害的多了,早在英宗朝,司马光就曾上疏想编纂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得到了英宗的支持。神宗即位后,更是加大了对司马光的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司马光人在开封就把编辑部设在开封,司马光去了洛阳就把编辑部迁到了洛阳。

在《历代君臣事迹》成书一部分后,司马光曾向神宗汇报编纂进度和成果,神宗了解这部史书之后连连称赞并赐名为《资治通鉴》,后来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去搞经筵讲学,很多也是在讲《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涵盖了从周朝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内容纷繁复杂,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司马光要求编辑部的同事们,宁可从繁,绝不可从简。

遇到历史事件有多部史书记录不同的怎么办?先甄别史料,剔除明显错误的史料,其他细节上有出入又无法断定谁对谁错的,全都记录下来,并进行批注。

这是一种非常严谨客观的编修史书的方式,要知道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史书里面,正史都是根据起居注形成皇帝实录,然后对实录进行编纂形成本纪,本纪加上官员列传,再加上国家的地理志、食货志、礼、乐等内容形成的。野史就全靠修书人的个人信誉,如果作者有史官背景或是学者背景那可信度就高,否则就是纯粹的野鸡史。

出于某些原因,正史不会把所有事件全部记录,比如斧声烛影的那一夜赵家兄弟到底聊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野史会记录,而且高质量的野史还能得到文物、外国史的佐证,这样的话野史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正史、野史、笔记、等等综合在一起,《资治通鉴》呈现出了最接近真实的历史,也给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载。很多《资治通鉴》引用的文献后来都毁于战火,但《资治通鉴》因为名气大,价值高,被官方雕版印刷大量发行,使得官方民间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史学上的瑰宝。

瑰宝的诞生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汗水,编辑部分别由刘恕、刘攽和范祖禹负责前后若干朝代的史料汇集和草稿的编修。而司马光作为总编辑,承担着最重的任务,就是校对、勘误、定稿。

《资治通鉴》成书后,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司马光初版的《资治通鉴》整整占满了洛阳编辑部两间大仓库,里面每一卷、每一册、每一页都凝结着所有编者的心血。

受《资治通鉴》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后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等着作,都采用了汇编多种史料,在可能存在争议的部分以“考异”的形式进行记录,最大程度的去真实还原所记录的历史。

与之非常类似的,我们现代社会的维基百科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采撷所有价值高的信息资料,对于可能有争议的部分进行标注,客观而又全方位的记录某一事件,以前我经常搜事件,后来不让用了,大家如果有合法的渠道,不妨多利用维基百科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

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里保留着一幅司马光当年修《资治通鉴》时仅剩的手稿,寥寥四百多字,记录了东晋永昌年间王敦造反的事件,字写的非常漂亮,有机会的同学可以去参观参观,体验一下真正的文化自信。

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司马光就这样在待在洛阳修书,洛阳就像司马光的桃花源,让他远离世俗的纷扰,沉下心来,难得的把自己一生所学付诸实践,这十几年里,司马光过的其实挺幸福。

除了编书之外,司马光在洛阳的业余生活也过的多姿多彩,当时司马光到了洛阳之后,富弼、文彦博、范镇、范纯仁等等朝中大佬也陆续到了洛阳。当年同朝为官,如今共遭外放,类似的经历让大家相聚在一起。日常在一起喝喝酒,骂骂王安石,写写诗,骂骂王安石,郊郊游,骂骂王安石。

如果宋朝人有微信,那哥儿几个一定要组一个“洛阳休闲群”,表面上是赋闲在洛阳的大佬们聚会,实际上还可以交流感情发泄不满,骂骂新法骂骂王安石,何其快哉。

是王安石让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平时着书立说,偶尔与友人游山玩水诗酒相伴,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司马光觉得还不够,如此良辰美景如果再有园林相伴那才是美滋滋。

毕竟为官清廉,司马光的俸禄也就仅仅用于平时的日常花销,跟后来的蔡京童贯那奢侈的生活根本不能比,可虽然穷,雅兴却一流。

司马光在家旁边辟了一小块地,号称“独乐园”,园子正中央是一间屋子号称“读书堂”,读书堂北侧一个大水池,池子中间扔了块大石头号称小岛,读书堂西侧堆了个小土堆号称“见山台”,东侧用木棒搭了个小棚子种植蔓藤。

园子的东南角种满了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园子最北侧种满了竹子,其他地方也都种上了各色绿植。

司马光每天编书结束后,就到独乐园里散步、登山(其实就是个土堆)、钓鱼、赏花、听竹声,这生活多么惬意。

不知道司马光在赏花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嘉佑年间,群牧司牡丹开的正艳,包青天晚上留大家赏花饮酒,他不胜酒力但还是被包拯灌了酒,他那位拗相公好友王安石却硬是不卖领导面子不喝酒的那一幕。

想不到也正常,谁又能想到权倾天下的首相王安石现在就在江宁府郊野,骑着一头驴揣着几张饼,随驴逐流呢?

元丰八年,随着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后垂帘听政,旧党重新上台,王安石本人和王安石的政策再也不需要重回朝中,朝廷下令,诏司马光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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