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人方腊在青溪县聚众起义，以反对花石纲，讨伐奸臣朱勔为口号，响应者云集。数月之间攻陷东南几十个州县，声震天下。
延绵数年的花石纲是方腊起义的导火索，而方腊的起义正是北宋徽宗朝社会底层老百姓最愤怒的呐喊。
说起花石纲，可以算得上是蔡京与徽宗两人互相成就的结果了。
自从崇宁四年应奉局开张营业，徽宗身边不断有大型奇珍异宝进献，怪石嶙峋奇花异草，琳琅满目好不惬意。
皇帝只顾享受，却根本不管无休无止的大型货运给沿途百姓带来的负担。其实自应奉局设立、花石纲开始以来，台谏官的弹劾就没停过，即使在蔡京的一轮轮政治清洗过后，依然有不少谏官秉公直言应当尽快废除花石纲。
徽宗根本不管，国库充盈朝政稳定，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宰相都已经给自己说过了，大宋现在是丰亨豫大，就是该享受的时候。
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徽宗紧张了。
彗星又叫“扫把星”，不是现代人给起的扫把星的外号，而是老早在古代就有这种说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讲究“天人感应”，即使经过了王安石破除封建迷信的改革运动，但天变警醒世人的思想依然根植在民众心中，尤其是皇帝格外重视。在之前真宗、仁宗朝都曾出现过彗星，也都引起了两位皇帝的高度紧张，现在换到徽宗头上来了彗星，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扫把星现世意思是皇帝德行有失，皇帝德行有失总不能惩罚皇帝吧，那就只好找个替罪羊，崇宁五年二月，首相蔡京罢相。
把皇帝伺候的美美的，百官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可没想到却被一颗彗星给干掉，蔡京无奈离开。但这次的彗星毕竟只是个偶然事件，徽宗对蔡京的宠信并没有消除，一年后的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官复原职，仍出任首相。
经历了一年的赋闲时光，蔡京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别看担任首相无限风光，皇帝想拿掉你的时候根本不会给你说话的机会。
只有让皇帝离不开你，你才能永保不败之地。
想透这一点的蔡京开始了更大力度的逢迎谄媚，花石纲艮岳已经在做了，那么该怎么加大谄媚的力度呢？
既然物质追求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那么就搞点儿精神追求。蔡京同志不愧为人精，对徽宗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当初修艮岳的时候是听信了道士的话在皇城东北角修建，后来徽宗也曾多次表达了对道教的推崇，那还等什么，投其所好就完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观、政和年间，在蔡京的怂恿和支持下，朝廷开始铸九鼎、建明堂、立道观。尤其是到了政和年间，道士林灵素得宠，在他的建议下，徽宗仿佛当年真宗佞道一般，在全国大兴土木道教楼堂场馆、道君雕像，就差再次上演天书闹剧了。
北宋君臣就这样生活在一片喧嚣繁华、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中，大观三年五月，宫中一名叫做孟翊的学官向徽宗呈上了一副所画卦象，告诉徽宗，大宋将中道衰微。
孟翊到底是何来头，卦象又是因何而来，又怎么从卦象中就推断出了宋朝将中衰，这一切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史书记载了徽宗接下来的反应“帝不乐，诏窜远方”。
徽宗非常生气，把孟翊贬到了偏远地区。
孟翊的卦象来龙去脉没人知道，但马上司天监报告又发生星变，再一次触动了徽宗敏感的神经。加之孟翊是蔡京推荐到宫中任学官的，谏官趁机以星变弹劾蔡京，蔡京再次下台。
一次次的星变，孟翊的卦象，徽宗和蔡京都以为纯属倒霉，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是大宋将亡的征兆，徽宗看不到民间的人怨，上天专门出现天怒给他看，他却看不懂。
蔡京虽然下台，但与徽宗形成的默契还在，星变引起的宰相下台原本也不是宰相之过，政和二年二月，蔡京再一次起复官复原职，回到朝中再任首相。
按说蔡京祸国殃民，根据宋朝制度，早该被谏官弹劾的待不下去了，可奇怪的是蔡京一直稳坐钓鱼台，即便是短暂的下台之后也能很快起复，难道说徽宗一朝的谏官们都忘了初心了吗？
并非谏官忘记初心，实际上早在蔡京回朝之初还未担任首相之时，就有谏官强烈反对蔡京回来，当年连续弹劾蔡卞、章惇和曾布的谏官陈瓘就上疏说蔡京满口谎言且曾出卖章惇和蔡卞，根本不值得信任。但由于徽宗的信任，根本未能动摇蔡京地位，反而是陈瓘自己被贬出京。
而后来的御史中丞石公弼更是秉持公心，坚持与蔡京战斗甚至一度斗倒了蔡京。一开始石公弼担任御史，只是一名普通的台谏官，但他对当时的应奉局异常反感，多次上疏说应奉局扰民应当裁撤，言辞太过激烈以致于徽宗不得不叮嘱朱勔稍微收敛。
后来石公弼升任御史中丞，面对蔡京借方田均税法偷偷加赋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持续弹劾蔡京，终于在大观三年五月接着孟翊的卦象和又一次的星变把蔡京弹劾下了台。
可即便如此，能够短期斗的赢甚至跟蔡京过过招的谏官仍然屈指可数，不是因为台谏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徽宗自己在带着头的破坏台谏制度。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北宋的政令下达是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实现的，根据诏书拟定制度，需要由宰执商议形成初步意见报呈皇帝，然后由皇帝批准，交由中书舍人或者翰林学士撰写诏书，再由门下省复审，执行完以上所有操作后再由一个叫做通进银台司的部门最后复核，才能最终下达给有关部门执行诏书。
以上这么多步骤中，只要有任何一个节点上任何一个责任人认为诏书不妥，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将诏书封驳，由宰执和皇帝重新拟定。而台谏官员又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疏提出意见，诏书流转的全流程都在谏官监督下执行，只要谏官弹劾而且弹劾言之有理，诏书就要重新拟定。
诏书从制定到下达之所以要经历如此复杂的流程，台谏的监督又是如此严密，就是要规避因宰执成员个人或皇帝个人好恶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务必使得诏书经过大多数人的拟定和审阅，从最大程度上防止任何人专权。
没错，皇帝专权也不行，大宋可是民主国家，皇帝想搞独裁门儿都没有。
我们现代很多学者、读书人对于宋朝的向往也多与宋朝这种极其民主的制度有关，大臣上疏言事、国家不杀文官、任何人不会因言获罪。
汉朝党锢之祸、唐朝周兴来俊臣冤狱杀人、明朝御史不听话直接廷仗伺候、清朝更不用说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话就可以杀人。
无论对比之前或之后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民主程度和对文官士大夫的尊重程度独一档。
但这一切在徽宗朝被破坏了。
蔡京上台以后，虽然经过设置讲议司筛选党羽打击异己，可朝廷毕竟还是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他笼络不了，台谏系统历来都是硬骨头集中营，蔡京根本搞不定。
为了绕开谏官的掣肘，蔡京找到徽宗商议，君臣二人采用内降来对付谏官。
所谓内降，就是皇帝从宫里直接发出来的命令，又称内降手诏，可以政事不经中书、军事不经枢密院直接发出，得到内降的部门或个人必须立即无条件执行，原则上内降的法律效力等同于诏书。
其实内降原本也并非完全合法，最早开始于刘娥时期，由于其太后身份不能随意的接见大臣议事，处理朝政不方便，于是很多事项决策就以内降的形式进行决策。后来仁宗亲政以后专门下诏禁止使用内降，可到了神宗朝后，为了雷厉风行变法方便，很多政令在王安石和神宗商量好之后也直接以内降的形式发布实施。
到了徽宗朝，内降这样不合法的灰色施政方式被徽宗改革成为合法方式。大观三年五月朝廷下诏，明确朝廷各部门和各地方应当严格执行内降御笔的要求，有违背的以大不敬论处。
事实证明，内降手诏没一点儿好处，人不是机器，是人就会犯错，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商量着来就是为了防止皇帝一个人犯错给国家带来灾难。神宗内降手诏推进熙宁改革造福国家，可后来跟西夏打仗要不是他胡乱发手诏打乱前线的行军部署，搞不好西夏早被灭了。
我们经常强调读史书了解历史一定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绝对论调，但即便如此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比如独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