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亲政后的指导思想是全面恢复新法，因此重用新党骨干大臣是重中之重，在当年王安石几位核心骨干中，蔡确已经病逝，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新旧两党摒弃，章惇回京任相，还有一个曾布，哲宗也把他召了回来任翰林学士。
虽然熙宁年间曾经反对新法，但曾布在新旧两党中口碑一直不错，并未因为倒戈而被大家视为叛徒，因为曾布的倒戈与吕惠卿完全不同。
吕惠卿背叛王安石，除了背叛王安石的执政理念，更多的是在背叛王安石个人，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曾布不同，当年曾布上疏市易法的种种弊端，是因为市易法真的有问题。
而曾布之所以会发现市易法的弊端，源头还在于神宗。
熙宁七年，新法的施行已经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各项法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其中对市易法反对声最大。
市易法是在开封和其他大城市设立市易司，平时平价收购滞销的商品，待商品短缺时平价售出，一方面减少商户们的商品滞销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出售商品的收入。
看起来法令确实不错，市易法施行之初政府给了大量储备金用于经营，很快的，各地市易司因为资金实力雄厚又背靠政府，成为当地日常商品的专营机构，不管你这商品滞销不滞销，反正市易司来了，都要掺和一脚。
这种经营模式挣了不少钱，但也严重破坏了地方上的商品经济，政府垄断了货源，大小商贩都进不来货，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经营，纷纷破产。
商人虽然地位不高，好歹也是大宋子民不能坐视不理，曾布经过调查，将具体问题如实汇报上疏神宗。
市易法问题这么大，难道王安石都不知道吗？
王安石是知道的，实际上每一项具体的新法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王安石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可王安石是首相，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才是他要亲自全力贯彻的法令。抓大放小，其他的法令一般都是吕惠卿、章惇、或者曾布本人去督办。
王安石气的是曾布不打招呼，不给自己汇报而是直接去汇报给了神宗。
曾布时任三司使，在宋朝政治框架中，三司同中书、枢密院、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这些机构一样，是属于皇帝直管。但由于事分轻重缓急，中书和枢密院两府的领导才是宰执，其他机构的领导只能算是普通高级官员，类似于不进常委的委员。
既然不进常委不是班子成员，那班子里肯定有分管你的领导，王安石一手提拔了曾布，是曾布的亲密领导，有事儿却直接汇报给神宗，你说王安石气不气？
王安石很生气，曾布却很委屈，因为这活儿是神宗亲自安排给他的。
当时主抓市易法的是吕惠卿，神宗安排曾布调查，曾布只能领命，调查出来的结果各地市易司确实存在严重的垄断商品垄断经营现象，完全脱离了市易法的本意。
曾布上疏之后，引起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强烈不满，于是吕惠卿直接上疏弹劾三司账本中英宗治平年间与神宗熙宁年间国家岁收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根据全国各州县的统计数字和户部的统计数字，熙宁年间变法之后收入大增，不知多出来的钱被三司统计到哪儿了？
涉及到会计记账，这可是所有新党的强项，吕惠卿攻击曾布账务混乱，其实说的也对，三司的账确实乱，熙宁年间新法增加的收入没有及时统计，反而治平年间皇帝内帑的收入都算到了国家岁收中去，所以账面上看起来新法施行之后，好像国家也没多几个钱。
要放在现代社会，就这种记账水平估计上市公司早就破产了，但是在宋代这个问题不怎么严重，国家本来就不怎么在乎记账，所以说吕惠卿攻击的很对，但事儿本身是个小事儿。
小事儿不小事儿，总归是工作失误，王安石的斥责加上吕惠卿的弹劾，曾布也感到自己无法长期立足，干脆自请外放吧，熙宁七年八月，曾布离京先后出任饶州、广州等地。
哲宗即位后，曾布因为曾经客观公正和相对温和的执政态度被召回朝中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复辟旧法尽废新法，曾布再次上疏劝谏不要瞎搞。
不要以为我曾经对新法的部分不合理之处仗义执言就以为我成了旧党，改革才是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
反对旧法的曾布再一次被贬谪、先后在太原府、真定、河阳等地任职。绍圣元年哲宗终于亲政，先后把章惇、曾布都召了回来，恢复新法，重振大宋。
曾布回朝重新任翰林学士时，章惇已经成为首相。新党论资排辈，章惇下来也就是曾布了，按道理章惇出任了首相，曾布理应出任次相。
曾布满怀希望更进一步出任次相时，哲宗下达任命，曾布出任枢相。
很微妙，也很坑爹。
在宋朝中央宰执班子中，有着严格的地位排序，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首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左仆射；接下来是次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右仆射。
首相次相轮下来才是枢相，元丰改制之前叫枢密使，元丰改制之后叫知枢密院事，我们简称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