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刚刚即位，副宰相欧阳修就罢相，这时候最忙的就是首相韩琦，英宗即位时才刚刚担任山陵使去监造仁宗陵墓，这还没过去几年，又要去担任山陵使监造英宗陵墓。
好在神宗比他爹强多了，不作妖不折腾，跟韩琦配合着安安稳稳的办完了英宗全部后事。
英宗后事结束后，韩琦还朝，刚一回来御史中丞王陶就上梳弹劾他担任宰相上朝不押班、为官跋扈。
所谓押班就是北宋上朝时候一种传统规矩，百官在大庆殿或者紫宸殿这种大殿站立，由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轮换领头向皇帝行礼，然后皇帝在垂拱殿等侧殿与群臣商议朝事。
规矩是这样没错，可这个押班的做法，好几十年没搞过了，大家都嫌麻烦，都是直接到侧殿上朝面圣，都没搞过押班。
就这种形同虚设的规矩，没人告就大家相安无事，一有人告那还真的就一告一个准儿，因为宰相们确实都没押过班。
而且王陶还提了一个词，跋扈。要知道英宗朝时候韩琦逼退曹太后、干掉所有谏官，他和欧阳修几乎把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全得罪完了，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权相所为，跋扈这个词没用错。
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得韩琦养成了及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政权已经稳妥的交接到了新君手里，这时候再不急流勇退以后恐怕再没机会了，韩琦上梳自请罢相，神宗苦苦挽留终究留不住，韩琦终于也离开了。
神宗即位时刚刚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纪，与父亲英宗不同，神宗并没有过多经历皇储立与不立的问题，他是英宗的大儿子，只要健康长大成人不存在皇位之争，如今君临天下的神宗自然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治理国家上面。
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北宋中央政府，经过这么一阵折腾，欧阳修韩琦相继离去，中书仅剩下曾公亮和赵拚两位宰相。
神宗想振兴大宋，离不开宰相的帮助，问题是宰相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斗倒了，老宰相离开了，当务之急就是选拔新人进入中书担任宰相。
神宗选中了翰林学士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是熬了多年才熬上来的，但能够被神宗提拔任职宰相却不是因为资历老，而是因为他懂经济。
自幼聪明绝伦的张方平跟所有天才少年有着类似的经历，进士及第后在地方上做县令，后来又通过贤良方正科考试提拔，接着又通过制科考试进入馆阁并兼任谏官。
制科考试，是在科举考试之后进士及第的人选中继续进一步举办的考试，想参加制科考试有两种途径，一是中进士科时候名词特别高，在地方上任职期满述职之后正常参加制科考试；二是进士及第了但名词不高，地方上任职期满后有宰执的推荐，同样也能参加制科考试。
由于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录用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进士也逐渐多起来，大家都是进士，如何能在一众精英中脱颖而出？参加制科考试就是最好的方式，制科考试的试卷宰执们和皇帝都会亲自阅卷，只要有才华，不怕大佬们看不见。
制科考试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通过的可以直接进入馆阁任职，馆阁我们都知道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个大佬都是从馆阁走出来的，馆阁就是当时北宋最重要的人才储备库，当上阁臣的张方平前途无量。
青年才俊张方平在接下来的官场生涯中历任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三司使，在三司使这个职位上，张方平表现出了杰出的财务管理能力。
仁宗年间，北宋积弱积贫已经非常严重，张方平担任三司使之后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提出了两条办法用以改善当时糟糕的财务状况：首先是利用轻重之术增加收入，其次是量入为出削减费用。
所谓轻重之术，来自于《管子·轻重》，意思是政府通过调节货币、粮食、布帛等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来平衡物价增加收入，也就是政府来做贱买贵卖的生意。
量入为出削减费用的核心在于量入，从仁宗到英宗三任皇帝都知道国家财政支出太多已经不堪重负，但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合适又很难判定，张方平就说了，量入就是要把国家一整年的收入提前做好预算，预算做完之后所有支出都按照预算来分配并控制，决不能超出预算金额。
为了使预算更加科学可靠，张方平还规定，三司所做预算除了每个数字必须有依据来源外，还必须要参考过去多年的收支数字，拿不准的数字就利用过去几年的数字求平均数确定。
要知道张方平可是在宋朝，这样的管理理念已经相当科学了，张方平曾经因推荐官员犯罪受到牵连被贬，数年后回京再度担任三司使，复任三司使之后上梳了十四条财务改革措施，时任首相富弼收到奏疏后看了一下午非常赞赏，对他的财务措施言听计从。
神宗对张方平的大名早已仰慕，而且张方平不仅业务能力过硬，在英宗病重期间韩琦进宫请立太子，张方平当时任翰林学士，也一直在旁边一同请立神宗为太子，并且亲自起草了立神宗为皇太子的诏书。
又是人才又是关键时刻的“自己人”，不用张方平当宰相还能用谁？治平四年九月，张方平升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做参知政事，谏官头子司马光不同意。
上任御史中丞王陶在弹劾韩琦事件中用力过猛，上梳言辞太过激烈，引起了宰执集团的严重反感，韩琦罢相后几个宰执向神宗提出罢免奸臣王陶，否则宰相们都不干了。
虽然王陶是神宗即位前的老班底，但惹了众怒，韩琦已经被他斗倒了，总不能再把宰相们全都干掉吧，神宗权衡再三只能把王陶免职外放。